明末清初民間生活

明末清初民間生活 ~GZY5HF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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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擺在我案頭的，是一本由上海縣人姚廷遴寫的日記體《歷年記》。姚氏生于崇禎元年(1628年)，到41歲那年，有感于“世事之更易，人情之冷暖，涉歷之風波”，動了把自己一生經歷寫下來留給子孫的念頭。他從出生之年追溯起，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(1698年)擱筆，按年敘事，有事則記，愈後愈詳，前後連貫70年，正當由明清易代到“康乾盛世”發端，一個史家給予特別關注的時期。姚氏早年痛失親祖、生父，依托做過兩任浙江布政使的叔祖庇蔭，一度不知窮愁。但讀書頑劣，沒有拿過功名，而後家道中落，涉足吏胥，務過農，教過書，備嘗兵火災荒之苦，逐漸體驗到生計的窘迫。原稿本整理者稱，由于姚氏識見有限，文辭敘述殊覺冗雜，故此書向不為通人所稱許，少有流傳【姚廷遴：《歷年記》(稿本)，原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整理，1962年以“上海文獻叢編”名義印行，數量較少。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入《清代日記匯抄》，為今之通行本，1982年4月第1版】。但是，以另一種眼光來看，作者早年雖有官宦家族背景，而後逐漸淪落為一介平民，屢屢嘆窮叫苦，歷年實錄所及，既有【www.canton8.com不良信息过滤】風波、社會動亂等時事實態報道，也有油鹽柴米貴賤、鄰里家庭糾紛類瑣碎的家常訴說，能夠直接傾聽到一個識字的普通人對當時官民狀況的感受，平常得像家人聊天，實話實說，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態史料。 md"!33 @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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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明末上海“人吃人”慘象 # mV{#B=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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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姚氏親歷見聞常常透出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情景。例如，郭沫若曾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中引用了一些材料，披露了明末西北因災荒發生“人吃人”的慘象，敘述頗駭人聽聞。可誰都不會想到，在號稱“富庶之區”的江南，上海縣境內，也有同類悲劇在同時異地重演，南北對應，似為明之覆亡預發信號。姚氏記述他 14歲那年(崇禎十四年)，三月至九月無雨，江南大旱，草木皆枯死。其地向來無蝗，該年飛則蔽天，止則盈野，所到之處無物不光。第二年便發生大飢荒，姚氏親見其東鄉佃農一家，將榆樹皮做餅食，掘草根茅根大把食之，四周鄉民所在皆然。飢餓者沿路乞討，走不多步即僕地而死。民死道路，填溝壑者無算。他夜深歸家，從(上海縣衙門前)館驛橋經過，死屍橫臥于道，或腳踢著，或身上走過，知已肢體殭硬。更有甚者，橋頭巷口，遺孩滿路，時常有被人抱走者。後來在火神廟發現，有人將小兒煮爛用瓦?凍結盛之，肉內有指頭殘存。荷花池附近，有人在灶上燒煮小兒肉。西關外一老嫗，常抱小兒回去，亦殺而淨洗焉。南門外夫婦兩人亦常抱去，鄰人疑之，聞其家有香味，怪而問之，則遭詈罵，強而視之，烹小兒在鍋也。姚廷遴哀痛地寫道：“其慘又如此。”“人吃人”的三男兩婦，都經當地民眾扭送至縣府，在縣場上被章知縣當眾活活杖死。姚氏繼而記道：“又有村中殺人放火者，章知縣亦將其立在木桶內，活活燒死，搶劫者立時枷死，幸而不致大亂。” q!|*oUW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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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與姚氏同地、同時的葉夢珠，所著筆記體的《閱世編》名氣很響，為明清江南研究習用之書，這樣慘酷的情景卻隱匿得無影無蹤，旁証了“無名文人” (整理者用語)有時確實會比有名文人更多一點說真話的勇氣。【葉夢珠在《閱世編》卷一《災祥》也談到了崇禎十四年大旱後的上海災情，有嬰兒遺棄、婦女流離、飢民轉死溝壑等語，但說“山左”易子而食，尤甚吾鄉，故山陝商人？足不至。似乎在上海並未發生過人吃人現象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版。】 3`t%g[D1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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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年間素稱盛世，實則蕭條 &B6Ep6QS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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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雖然明清江南之富庶多被國內外學者津津樂道，民眾窮愁潦倒的另一面也同樣真切地存在著，無法完全抹去。只是此類細節存世稀少，學者不易強烈感受到而已！以小農艱辛耕作為基礎的中國農業，創造出不計其數的財富，但是它本身不得不靠天吃飯，經不起風吹浪打，農家難有隔年之糧，極度的脆弱與不穩定，發達地區亦所不免。假若能夠如實看待，上述慘劇的發生就決非完全不可理解。 gaZu;t2u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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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姚氏久居之浦東，是松江棉布重要的產花地，號稱“布被天下”，也種植水稻和雜糧。向不知柴米之貴的姚氏，迫于生計，在21歲那年與佃農“分種” (對半分成)東鄉之田，當年收獲到稻谷每畝3石，棉花80斤，又有其他插種豆類、芝麻的收益，以為種田是一項好事業，從此住下。第二年大小熟全荒，始覺狼狽。盤算姚氏70年經歷，大荒者約8年，中荒十有余年，而稻好花壞、花好稻壞者20余年，真正順風順水的年份不多(明確記載大有之年僅三次)。其中繼崇禎十四年大旱蝗之後，順治九年、順治十八年、康熙二十六年、康熙二十八年、康熙三十二年均是大旱大荒之年。康熙元年起，連續三年瘟疫盛行，十室九病，宅上無健人。總計姚氏親族與子女，前後死于瘟疫者有十余人之多。台風、潮浸、水澇是該地農業收成的大敵。康熙十五年，春夏多雨，及至八月大雨，水溢半月而退，種花大荒，晚花僅二三十斤一畝。康熙二十六年大旱，至七月又遇大風潮，田中早稻及棉花俱大壞，花鈴花盤搖落成堆，棉花收成好者僅四五十斤，晚者不滿數斤，到處叫苦。限于篇幅，筆者不能盡數羅列70年間自然災害詳情(這是研究災害史的一份極好的原始材料)，讀者可以找來細讀。 CEX"D`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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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康熙之世因為仍處于“小冰河”災害周期之中，加以戰事、海禁等其他因素，有些經濟史家已經看出這是明清六百年經濟周期中的蕭條階段【“康熙蕭條”一語，原出日本學者岸本美緒。吳承明先生在《18與19世紀上葉的中國市場》一文中力贊此說，認為他在《16與17世紀的中國市場》一文中概括的 “17世紀市場危機”過于籠統，岸本美緒稱之為“康熙蕭條”較為恰當。先生上述兩文均收入氏著《中國的現代化：市場與社會》，北京三聯書店，2001 年】，姚氏生而不幸，遭逢其時，有特殊的一面。但在江南，九年之中有三年之荒，卻是婦孺皆知的常識。因此，每看到國外有的研究者不計各種幹擾收成的變量因素，選取稻、花收成好的數字作為初始數據，像模像樣地以現代數理推算該地區棉花、水稻的生產規模，乃至GDP與人均收入，用以証明江南之富足，總覺得他們對中國農民稼穡之苦太少體貼的了解，有些異想天開。 6\g cFfo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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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清仍循著大明的前轍舊軌前行 ~a ]+#D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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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姚氏完全從平民生活感受出發，【www.canton8.com不良信息过滤】上的利害觀察比較實際，較少意識形態偏見，也是一大特點。他對康熙皇帝很有敬意，聽到皇帝詔諭稱江蘇等處錢糧特重，黎庶困苦，蠲免若幹年錢糧，以及專為問民疾苦南下巡游，不許官吏隨從擾民，頗為感動。他把從衙門朋友那里聽來的，二十八年康熙南巡蘇州的故事，鋪陳得有滋有味，比官方記載多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細節，並稱堯舜之君，亦不過如是。康熙朝有清官，在歷史上是出名的。他講述到的有于成龍、湯斌兩位總督、巡撫，寫他們事跡的感人處，百姓哀悼或挽留的場面，均筆帶感情，不吝篇幅。他對康熙帝整肅吏治也有議論。如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時獲知一件冤案，即差中央司法、檢察大員到蘇州親審，案情終得告白。姚氏記曰：“此一事連累撫院、按察使、本府趙太守及前問官魯知縣、霍縣公、兵道、按察司等，俱大費周折，看來做官也不是容易”，流露出對貪官污吏遭懲處的高興情狀。這些情節都能証實康熙帝親政後的整飭吏治，確實用心用力，民間盼望【www.canton8.com不良信息过滤】清明之心，也真實而急切。 Nn!+,;ut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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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從姚氏36歲後康熙年間的經歷來看，我們也體驗到了現實的另一種嚴峻：大清仍循著大明的前轍舊軌前行，在改善制度深層次的缺陷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上，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從心的難堪，怪不得姚氏對明清易代這方面的感覺不甚鮮明。有一事值得在此說明。康熙三十三年，範文程之子範承勛出任兩江總督。此人，無論是康熙帝或是現代史家，都極贊他為“好官”，然而姚氏的印象卻迥異，可補史料之闕。範總督南下視察上海，場面豪華奢侈不必說，犒賞、禮儀卻件件照收不誤，縣中費銀5000兩。海關官特備豪華游船從蘇州趕到上海，擺酒于船內，演戲飲酒而去，禮金亦費500兩。姚氏忍不住憤慨寫道：“作用如此，做到兩省總督，下僚送禮，一概全收，貪婪極矣。自稱文正公之後，豈料文正公之子孫，有如是不肖哉！” @~^ 5l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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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姚氏在康熙年間一度做過胥吏，離職後在府縣衙門有許多朋友，消息靈通，見識了23個知縣或代理知縣，除有些任期極短或政績平庸者不計外，真正有好感的只有康熙二十－二十五年任上的史彩。離任時，紳民一路送別，百姓無不嗟嘆涕泣，史公亦哭。姚氏點評：“我亦未嘗看見如是之去官者，滿縣人如失父母，做人得上進，必該如此。”與之相比，卻有八至九個知縣，都是以貪婪卑劣的形象出現在他的記述中，對他們追比錢糧的凶狠與刻剝百姓的苛酷，鞭撻不假寬貸。例如康熙十一年到任知縣陳之佐酷虐異常，打人不論年齡大小，概必四十。康熙十四年，陳之佐因有貪污漕糧之嫌，被疏題革職。陳妻貪上海華麗，教訓其男人：“這里不做官，你想到哪里去？”于是陳知縣遂將平日刻剝來的銀子，盡數饋送撫院及布政衙門，還偽稱上頭已經同意其留任，死賴著不肯走。姚氏點評曰：“可笑，可笑！”最可惡者，在姚氏筆下應數康熙三十二年到任的陳善，為官最為不善，而且正因為有前面說到的範承勛撐腰，壞事做絕。康熙三十三年，陳知縣將歷年陳欠錢糧盡數催交，非常之酷，值農忙之際，差人如狼似虎，每區數批，耗費民間什物銀錢無數。康熙三十五年四月起無雨，市河俱幹，次月又遇大風潮，淹死萬人，飄沒房屋無數。陳知縣不僅匿災不報，且催糧火急，一日追比400人。七月，終于暴發被災飢民數萬人哄鬧縣堂的群體性事件。然而此人既有省里的背景，自然動他不得。于是有人將陳知縣劣跡貼到蘇州、松江，上雲：“封封拆欠，斛斛淋尖，官官相護，說也枉然。”【“拆欠”，指將歷年所欠錢糧催交上來後，不照常規原封收存，私拆後入其囊中。“淋尖”，原為收糧吏胥刻剝的慣用伎倆，上交稻谷必須高出斛平面，然後用板一拖，拖出的稻谷，積少成多，數量不菲。】康熙三十六年，再次發生群體性事件，眾人將時辰亭、儀門、頭門、縣場、照壁俱拆毀，最後鬧到火燒陳知縣在上海新建的私家花園，至第二日下午，火猶未熄。花園建築及其內部陳設的豪華十分驚人。事後陳知縣破費三千兩白銀求省長周全，總督差人調查，也被其大費金銀而無故折回。至于陳知縣暗中給了範總督多少金銀，已經成了一個永久的秘密。姚氏對陳知縣的鑒定簡潔明快：真白日之強盜，萬姓之仇敵也。陳知縣沒有倒台，全書回憶也戛然而止，似乎有意效法獲麟絕筆，真不知姚氏心中是何等的滋味？！ y1dDO2mA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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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天高皇帝遠，靠一人之英明，終究難撼千年的帝國舊基。康熙時期基層有種種黑暗，英主耳目失靈，鞭長莫及，也合舊體制一般情勢之常。今天的史家，包括喜歡編皇帝戲的作家，遇到這類事情，應該多一份心思，盡量搜索得全面些，不致將歷史上的“好皇帝”描寫得神通廣大、無所不能，甘冒侮弄歷史真實的道德風險。 *Q?tl\E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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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歷史是已經過去的生活。在中國，這麼大的一個國家，這麼長的歷史，基層民眾的生活卻往往被排斥在文人寫作的視野之外。然而史家若不能全面照顧社會各界、各層次人的生存狀態，疏忽了體制操作以及社會實在的複雜性，不能直接觸摸與理解民眾的生活感受，歷史再現往往是殘缺不全的，甚至有不少虛假的成分。可喜的是，十多年來社會史的發展形勢良好，史學的觀察視野更加開闊，重點從帝王將相、上層精英轉移到平民百姓、蕓蕓眾生，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用力搜索能夠直面民眾日常生活的史料，包括日記、書信以及各種口述史料，以便體貼地理解社會真實狀態。《歷年記》的展示，只是一個例証。我們有理由相信，這一轉變會使古老的歷史學獲得新的時代價值。